同时
来源:    发布时间: 2021-02-24 18:46    次浏览   

与之有关,城市垃圾处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状况为基础。这样,会有利于在了解它的复杂性的基础上,做出正确的举措和切实的引导。

这个小区每天大约可以运出3吨垃圾,正好装满一箱——体积略大于qq车一类的微型轿车。钱三友不愿告诉本刊记者,承包这个垃圾站,小区付给他多少钱。而被清理过的“无用垃圾”,要以200元一箱的价格交由环卫部门处理,这200元由他支付。

在这个专门处理塑料饮料瓶的院子,瓶子被重新分类,然后被粉碎,再转手。

他说,这几年生意不好做了,利润很低,所以他家开不起好车,对面一家比他们早来,现在“都开奥迪了”。

听见钱三友抱怨城管的作为,刚刚踏进垃圾楼的小区物业主管接过话茬:“还不是你们垃圾楼的规格没达到人家的水准?”

她有条不紊地把垃圾桶的盖子打开,先捡出四五只塑料瓶放进车把上挂着的塑料袋。经过一番认真的翻捡后,她将不同分类桶里剩余的垃圾一并倒入垃圾车。

而《瞭望东方周刊》随后也将对城市垃圾的源头及其最终处理,进行更为详细的观察。

“捡瓶子多容易啊,可是我抢不着,那些年轻人,一边遛狗一边背着个大包,就把瓶子都捡走了。30来岁穿得整整齐齐的小伙子,骑着车、追着个瓶子跑。我就不理解了,按道理来说大家生活更好了,干嘛跟我们这些人抢?”李秀珍声音高了几个分贝,满是皱纹的嘴角两边露出仅剩的两颗牙齿。

房租是这对夫妇最大的开支,这处约150平方米的空间承担他们的全部生活——吃饭、睡觉,还包括小儿子看书学习等,每年租金约4万元。

这个河北廊坊人,十几岁就做垃圾处理工。他说,目前在北京这个生意越来越难做。不过对于中国更多城市而言,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。

不过,从装运开始——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,分类也好、混装也罢,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?

现实中的垃圾流转,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层面同时运行的两个链条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希望以详细、全面的调查,揭示垃圾流转链条中的关键环节。

相比之下,在发展略显滞后的北京南部、西部,“院子”们很少大规模扎堆,更多散落在以四环为边界的广大区域里,越往南越多。由于需要更长时间等待厂家的货车,它们一般会有自己的仓库。

按照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《北京市2013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公告》,在这一年,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71.69万吨,日均产生1.84万吨。这是2008奥运会之年以来的新高。

工作人员说,负责它的海淀环卫局八队共有60多个此类密闭式垃圾站,“有些垃圾站人员是队里的、站也是队里的,我们这个站人员是队里的、但站不是队里的。”

垃圾被男人们送来后,摊开在地上,由女人们逐一清点、捡拾。不过,前一天城管和街道办事处的人拉走了她们堆放在垃圾站旁的“成果”,一共6车,是她们用半年时间分拣出来的。

到距离清上园小区50米的海淀环卫中心转运站——它其实也是一个垃圾处理站,主要处理附近另一单位宿舍小区内的所有垃圾——就会知道钱三友的生意何以存在。

现在,根据海淀区创建文明城区的要求,除了干净、清洁,垃圾不能“落地”。

首先,目前城市垃圾的严峻形势,既来自历史存量,又源于社会经济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。因此,源头控制是首要问题。

很多人埋怨,由于混装——家庭分类处理推进迟缓,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。

泡沫无论好坏,他的收购价都是每公斤5元,仍然很难满足生产需求,“干这一行的很多,竞争激烈,北京像我这样的摊子,有好几十家。”

每隔几天,就有更大的收购站或者厂家来拉走这些瓶子,“谁给的价格高卖给谁。”

我们原本希望展现城市垃圾自产生到最终处理的全过程,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,仅在流转部分,其复杂性和利益纠缠就已远远超出想象。

这个楼盘的二手房价格已达到六七万元一平方米,但是“那些老头、老太太推个婴儿车,后边挂个袋子,碰到垃圾桶就上去看看,有瓶子就放进袋子。纸壳子拿出来擦擦,用脚踩折了,比我们还专业。”好几次,她都看见他们的儿女们和站在垃圾桶旁的父母争吵。

“泡沫占地方,又没有分量,收废品的一般不收。”吴老板说,这套设备价格约5万元,每天可以处理几千公斤泡沫,“原料不足”。

如果钱三友在清河小营清上园小区承包的垃圾站被关闭,这将是他手上被关闭的第五个垃圾站。

更多的是什么牌子也不挂,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说明一切:五颜六色的塑料饮料瓶扎成一捆小山,地下横七竖八的麻袋里杵出来的全是白色的塑料泡沫。

在一家专门经营塑料回收的店里,王姓老板解释了塑料饮料瓶在东小口的流程:他收到不同种类的瓶子,分好类,将其中的塑料饮料瓶转手给东小口另一个院子。

一些区县为推进垃圾分类还设立了“二次分拣员”,他们每月领1200元薪酬,站在垃圾桶旁边,而人们看到,这仍无法促使居民进行分类抛弃。

正如通常模式,钱三友把垃圾站又转包给别人,一般是类似于清上园垃圾站这样的一家人。钱三友每月给他们每人500元,而出售“可回收垃圾”的收入则归他们所有。垃圾站虽然地处小区外,但场地和一些设施都是小区提供的。

李秀珍住在永引渠南路南侧的棚户区。为了每斤木头能多卖1分钱,她要蹬着三轮车多走半个小时,“这里摊子大,老板的秤也好,能多卖点钱。”

在中国城市垃圾的三个关键问题——产生、流转、处理中,包含分类在内的流转环节可以被视作关键部分。

无论谁承包这个垃圾站,“可回收垃圾”被拣出后,主要运到东小口镇。

曾在北京不同小区承包近10个垃圾站的钱三友(化名)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“如果你把分类做好了,有100只眼睛盯着垃圾桶,一股脑就把可回收垃圾全部捡走。”

丈夫朱老板说,500毫升的塑料饮料瓶每个收购价8分钱,易拉罐1角,啤酒瓶2角,“每天大概能收6麻袋,每麻袋600个瓶子,利润每个不到1分钱。”由于周围经济环境不佳,所以这里的业务量与全市同行相比非常少。

每天下午,环卫部门都会按时派人来收垃圾、收钱,然后进入他们的处理流程。

这个垃圾站非常干净,一名环卫工人从早6点到下午4点半专门负责清洗、看守。蓝色的集装箱在阳光下发光,行人走过时很少知道这个地方竟是用来处理垃圾的。

比如一只塑料饮料瓶,是不是真的因为与同一桌晚饭上的残羹冷炙一起,被倒入垃圾桶而受到污染、难以回收,最终影响焚烧等处理?

一名古铜色皮肤的女子,试图用螺丝刀撬开手机充电器却没能成功,于是很麻利地扔下螺丝刀,用老虎钳把充电器掰开一条缝。充电器的机身和插头终于分开,金属插头被扔进一个桶里,机身则扔进另一个桶。

如果对其进行良好的设计和有效的引导,向上可以影响垃圾制造者的行为方式,向下则可以促进垃圾处理的无害化。

在2014年春夏启动拆迁前,位于京北的东小口镇,算得上是北京面积最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。这里有数万流动人口聚集,多半来自河北以及河南信阳。

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,如何利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流转链条上的不同角色,在垃圾被焚烧、堆肥、填埋之前就做到减量处理

对于流转链条的详细复现,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基于观感的某些习见。

另一方面,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的是,业内对于目前是否有必要开展垃圾分类处理,还存在极大争议。

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:北京正在推进设立“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”,即可能有7万人戴上“绿袖标”,其每人每月约600元的报酬由区县财政承担。

在中国城市垃圾问题空前严峻之时,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希望用迄今为止相对更详细、全面的调查,揭示垃圾流转链条中的关键环节。

木头的废品收购价钱按照长度、大小和质量不同,价格从一分五到一角多不等。水泥袋子在经过拍打折叠等简单处理后,与塑料瓶的价钱相同——每个9分钱。

当然,这绝不意味着居民家庭层面的垃圾分类毫无意义——它对于垃圾流转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极大影响。但,也要明白,从现实考虑,目前的一切政策设计,还需要以家庭分类的乏力为前提。

一只塑料瓶,在这个收购站能给9分钱,而其他收购站多是8分,算过去,就是高了12.5%。

他每天把走街串巷收购来的废品分好类,装到三轮自行车上,拉到东小口出售,上下午各一次,“主要卖点铁、电器赚钱,纸壳、瓶子都不赚钱。纸壳我们收是5角一公斤,来这交7角5。500毫升的塑料瓶我们收8分,在这里卖9分,也就是走量,一天大概赚70元。”

马路一侧,纵向延展开无数条通道。每条通道里有十几个店面,其实都是开阔的院子,杂乱堆放着废旧物品。

清晨的西直门地铁站,一名40多岁的环卫工,骑着一辆带着大垃圾箱的车子缓缓停到两个垃圾桶前。

但是,小区不仅要支付给环卫部门运走垃圾的费用,还要负担这样一个标准垃圾站的运行费用。

北京人口快速增长,同时,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大、越来越贵的东西——比如家用电器,2013年北京人抛弃的电视合计2.4万吨,而在2011年,这个数字是4.6万吨。

第三个院子的任务是,将这堆材料用盐水清洗干净,再加工成绿豆大小的颗粒。来自江苏、浙江、河北等地的厂家会拉走这些原料。

垃圾站里一片狼藉,两个男人都去清上园小区运垃圾。剩下的3个女人,身边放着一堆工具和几个白色橡胶桶。

但“落地”是这门生意的关键——如果不能把垃圾摊在地面上,分拣出其中的“可回收垃圾”,钱三友的下家将无利可图,而这个垃圾站生意链就难以持续。

河南人吴老板做废旧泡沫生意。这个摊位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加工厂房:封闭的泡沫粉碎机器将泡沫打碎,通过管道输送到另外一台可以实现高温融化的机器里,输出的泡沫已变成细长的“面条”,最终由切割机将“面条”切成细碎的小块,成为可以直接出手的外墙保温原料。

第二,在政府庞大投入之外,如何利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流转链条上的不同角色,在垃圾被焚烧、堆肥、填埋之前就做到减量处理,还需要有更细致、更严密的思考。

很多人埋怨,由于混装——家庭垃圾分类处理推进迟缓,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。不过,从装运开始——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,分类也好、混装也罢,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?

据他所言,自己跟一些拆迁工地“有关系”,所以能够得到“原料”。经过简单的分装和处理后,河北、天津的厂家会直接派车来拉走。

2013年,北京的城市垃圾量达到5年来的新高,只略逊于全球宾客云集的奥运会之年。在中国人经济生活剧烈变化的背景下,大多数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纪录。

现在,对于“绿袖标”的设置正在调整,希望分成几层,加强管理设计,从而做到“减员增酬”。

在这里,铝的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0元,行情最好的2006年前后曾达到18元。“现在收废品的人太多了,停一辆卡车就收废品,平均5公里就有一个。”铝收购摊位的老板说。

这天气温达到34摄氏度。李秀珍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蓝绿色长袖的确良衬衫。头顶磨破边的灰色遮阳帽檐上,还留着很多干水泥粉末。

作为店面的小平房大多没有门,用帘子隔开外面的世界。门口铁丝上晾着衣物,加上散乱一地让人无处下脚的垃圾、大秤和三轮推车,组成了这些老板们生活的标配。

东南三环十里河桥附近,有一处三环内少见的废品市场,主营金属以及废旧报纸等。在拆迁压力下,它已经不再回收塑料瓶等占地较多的废品。

面对这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处理挑战,政府力与市场力、社会力的整合,乃至于政府内部力量的协调统一,是一件小视不了的大事儿。

作为这个垃圾站的承包者,钱三友说,这种生意的源头是上世纪90年代起,许多四川小老板到北京,承包了一些小区和大厦的垃圾处理业务。

而现实中的垃圾流转,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层面同时运行的两个链条。

据说北京的拾荒者数以十万计。李老太太的儿子因病没有劳动能力。让她费解的是,那些子女拥有体面工作的老人们,为何会比她更细致地翻捡垃圾箱?

比如垃圾分类处理,由于终端处理能力的提升,特别是流转过程中对经济利益杠杆极其敏感的层层分拣,分类垃圾桶“一股脑都倒在垃圾车上”的问题,看来并非核心所在。

院子口多有一幢小平房,有的挂着牌子,写着“收啤酒瓶子”或是“收塑料”。

在北京西北的世纪城——一个超大型社区,一名保洁员说她也要和住户的父母们“抢瓶子、纸壳子”。

人数在十几万至30万之间的拾荒者,是北京垃圾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

“我一般是到工地上去捡,垃圾桶里的我抢不着。”说起塑料饮料瓶,李秀珍忿忿地回忆,两三年前她还经常能从街边、小区里的垃圾桶捡到瓶子、书本纸张等。但打今年初起,她几乎收获不到瓶子。没办法,老太太只好到工地上去找废旧木头、水泥袋子等建筑垃圾。

北京人口快速增长,同时,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大、越来越贵的东西——比如家用电器,2013年北京人抛弃的电视合计2.4万吨,而在2011年,这个数字是4.6万吨。

纸张通常分为报纸、纸箱以及书本纸来收购,报纸最贵,每吨1300元左右;纸箱按照质量不同,每吨500元到900元不等;书本纸介于两者之间,每吨约700元。

废纸在这里进行一定程度的清理、更为精细的分类,然后打包出售给造纸厂家。由于目前北京已经没有造纸厂,只能将废纸送往河北、天津以及山东等地,使本来就有几十家废纸收购站的市场上,又增加了更多运输成本。

分类标准主要是用途,质量不错、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玻璃酒瓶,会被酒厂带走。质量不好的则被拉去高温处理再加工为玻璃,“分得特别细”。

每天,大型垃圾运输车到这些垃圾站带走垃圾。至少在京北的很大一片区域里,都需要先将小区中的垃圾桶汇集到垃圾站,然后运走。

“大多数布料都是用可乐瓶子做的,可乐瓶子拉丝特别长。很多瓶子在东小口自己就能处理,但这不是一家能干的事情,得好几家互相配合。”王老板说。

似乎从来不会感到不适,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,她们努力清洗和擦拭垃圾上不知名的液体和黏稠物,然后不假思索就开始处理手中各式各样的抛弃物。

与想象中的不同,女人们穿戴特别齐整。“我们都有抵抗力了。”她们说。

李姓老板对此颇多抱怨。他主要回收钢材。从前他在西北三环附近巴沟的废品站做这一行,那里被拆迁,他迁到四环,又被拆迁,“现在到北五环了,没想到还要拆迁。”

傍晚,81岁的老太太李秀珍蹬着三轮车,晃晃悠悠赶到永引渠北路北侧的金中阳光再生资源回收公司,卖掉3天来捡到的几十斤废旧木头,还有水泥袋子、塑料瓶等等,换得12元人民币。

眼前,小区物业已经下了关于清洁和“不落地”的最后通牒,“屁股后面排了一长队要来收垃圾的人。”

官方统计,该镇共有回收市场、规模出租大院28个,共占地2162亩。

像他这样的院子,在路口位置,不到100平方米,月租金大约1万元,位置稍差的月租可以降至5000元。

南四环外肖村桥西南侧的一处废品市场,面积约万余平方米。同一类废品在这里只有一个摊主经营。在靠近东南位置的一个摊点,来自河南信阳的一对夫妻也经营瓶子生意。